2011年6月30日 星期四

給林局長的信:爾愛其羊,我愛其禮,求學所為何事?

昨天,我們一群學術朋友在報章刊登聯署聲明「香港知識社會的臨界點」,希望你抽空一讀。

也許你懷疑這時候發聲的,都是政治勢力的工具,但這名單包括數百博士、博士生,以及數百碩士,人數已突破七百,都是獨立思考的香港人,來自各門派十多國近百院校;除了你,誰能讓他們走在一起?

聯署人既有活躍公民社會的朋友,也有以往甚少發聲的海外學者,觀點南轅北轍,像「明光社」的關啟文教授率眾弟子聯署,名字就在左翼青年旁邊,這反映什麼?發起人之一陸偉棋博士曾是中央政策組高級研究員,為何牽頭?一些朋友曾在建制團體工作,對泛民、「五區公投」反感,為何廣邀朋友聯署?研究國際關係的筆者不談香港政治,為何當發起人?

答案無關政治,只有一個:在過去個多月,你在挑戰學術工作者的根本價值,侮辱對知識的尊重,方案完全沒有common sense,卻以真理在手的態度推銷nonsen se。若一個完全牴觸知識的方案也獲通過,一葉知秋,這是什麼社會?

健全社會,必須有完善規範,這有兩個支點:一是法制,這是白紙黑字的,所以政府重視律師;一是知識傳承,這是無形規範,只能由學者把關,政府就不理會了。你是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,不是政治部長,工作是要建構制度,不是執行政治任務。

制度所以成制度,因為它能符合基本規範——也就是「敗者替補」方案,無論修補前後,都沒有以下的規範。

一、定義命題當是政治任務吧,立法原意要「杜絕」什麼? 「五區公投」不過是辭職議員的自說自話,毫無法律效力,那不過是補選。現在因為投票率低,補選要被杜絕,那似乎是你把它當作「是否保存補選」的變相公投了;但選民連參加了這個公投也不自知,你以對方隨意演繹選票為橫蠻,你又何以橫蠻百倍?

什麼「你做初一,我做十五」,政府是高登論壇還是強國論壇?要是下屆選舉有某派候選人集體杯葛,投票率低,政府是否要取締全部選舉?假如有區議員辭職搞「變相屋村公投」,這是否漏洞,又取締區議會補選?你要杜絕的是單一案例,而不能把它定義出來,延伸的一切能不自相矛盾?

二、對象主體新制度據說是對議員「玩野」的懲罰。罰了誰?不希望議員辭職再選,罰他們,也只能剝奪他們的被選舉權,但這是否合法已是問題。現在分不清對象,卻懲罰他們的選民,讓他們沒有代表自己的人,授權豈能扭曲?

沒有政府有權力懲罰選民的,這是概念問題。在修訂方案下,若無人願意夥拍梁國雄參選,他當選後入獄,田北俊替補,屆時的反應,你能應付?連「懲罰」這個家長才用的字眼也用上了,而且還罰錯人,市民有信心嗎?

三、理論應用你說「選舉後補議員」,我們才疏學淺,不明白。在每人只有一票的前提下,要選擇合意的後補議員,除了挖空心思投一個估計剛好落敗的候選人,怎投?投一人名單的,如何用一票選後補議員?現在又說遞補不是替補,但一人名單還是替,要正名,也是「落敗遞替雙補制」,比原版本的「邏輯」更混亂。

政治學並非沒有選「第二喜好」的說法,但那是採用單一可轉移票制,怎能比較?

四、設例論證大律師公會提出七點解釋,學者指出漏洞,你說「例子極端」,不理。那由極端到不極端的分界在哪裏?制度要涵蓋一切可能性,由極端例子反證,才能杜絕漏洞,這是社會科學的根本訓練。

你的回應,證明你承認統統是漏洞,不過你不相信它會出現罷了。「信」是制度嗎?韓寒說有兩種邏輯:邏輯和中國邏輯,新方案屬哪種?

五、比較案例假如對你的方案有信心,何須訴諸外國勢力,何不承認全球獨家?但你不敢,說德國採用落敗補選制,被對方否定。如非忍無可忍,德方何不打官腔?現在再說修訂方案和德國(真的) 「看齊」,但他們在同一名單用盡後,是其他名單敗者替補嗎?肯定不是,原打算再撰文,但算了,政府對知識還有渴求嗎?若刻意的誤導也能過關,比較政治這科取消好嗎?我們有誠意討論,但假如說公公也有「男性元素」所以能生育,這是誠意嗎?

六、演繹推論一次補選投票率低,可以反映很多東西,就算選民不滿該次選舉,也不可能反映他們希望如何處理不滿。假如政府有這樣精密的演繹能力,投票率高的時候,怎麼又演繹為反映「一籃子訴求」?這種說法要是成立,那麼政府天天做民調,只要有一項證明市民滿意政府表現,政府就是什麼授權都有了,那還再要什麼諮詢?

七、程序理性假如民意清晰,毋須修訂方案;既然修訂,即民意不清晰,更沒有不諮詢的理由。

假如前說屬實,特首毋須呼籲市民支持;就算我很支持,但不設諮詢,意見怎可蒐集,憑感覺?都是忽悠。民意到哪個百分點才搞諮詢,有指引嗎?沒有。怎麼決定是否諮詢?是政府定義的民意;循環論證,先例一開,什麼不可以?

市民信任政府,因為相信政府會依制度行事,雖官僚,但規矩。我認識的政務官對程序十分着緊,知否他們對你的方案冷嘲熱諷?這次特殊程序是常態,還是變態?若是常態,為什麼你的同僚不常?若是變態,多久來一次?

八、學術尊嚴你的公式是(1)政治正確(杜絕漏洞)凌駕一切(愛國媒體曰「大局為重」);(2)自言得民意認受;(3)反邏輯的漏洞乃危言聳聽;(4)再有反對聲音,則讓友好演繹其「不可告人目的」,甚或上綱上線,標籤為外國勢力、港獨。那有什麼不「切實可行」?學者還敢發聲?撫心自問,這一套,屬於香港嗎?

沈旭暉
(刊於6月30日《信報》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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